2015 / 9 / 30 出版|14.8 cm x 21 cm|平裝加書衣
定價:420 元 優惠價:79332

facebook分享 加入天下文化Line好友
購書車 | 會員中心 | 客服信箱

金融海嘯爆發已經超過七年,危機遠去了嗎?沒有人敢確定。
危機會再來嗎?很可惜,答案是肯定的。

  自1980年起,世界經歷了六次具全球意義的金融危機:19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1990年代的日本危機;1994年以墨西哥為中心的龍舌蘭危機,拉丁美洲許多地區也受到波及;1997至1999年的東亞危機;2007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2010至2013年的歐元區金融危機。

  這六次危機,地區和原因或許不盡相同,卻儼然自成一股不可挽回的頹勢:不但一次比一次嚴重,衝擊也愈來愈全球化;最近兩次危機甚至危及世界經濟體系的核心,甚至影響將近一半的全球經濟產出。

  世界歷經六次金融危機之後,我們終於醒悟,在全球化及自由化的架構下,當前的金融體系,脆弱是本質,危機屬內生。而看似有效化解危機的方法,尤其是財政寬鬆和信貸擴張,其實都深化了金融長期的脆弱性。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我們要如何跳脫惡性循環的陷阱?當前,世界經濟前景仍不確定,全球金融秩序仍不穩定,全球首屈一指的經濟評論家馬丁‧沃夫寫作本書,做為下一次全球經濟危機的備忘錄,也是我們在渾沌中思考來路、展望出路的必讀之作。

【作者簡介】馬丁・沃夫 Martin Wolf

  倫敦《金融時報》副主編暨首席經濟評論家。2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他具備深厚的專業學養,加上敏銳的洞察力與犀利的判斷力,論述擲地有聲,備受推崇,放眼全球,幾乎無人能出其右。著有《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和《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等書。

「這種事」—又一場大蕭條,可能再度發生嗎?如果可能,為什麼二戰以來不曾發生?在檢視歷史記錄,以及過去35年相對成功的經濟運作時,自然而然會心生這些疑問。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套經濟理論;而根據這套理論,在我們這種類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裡,大蕭條是種種可能出現的狀態之一。
—明斯基(Hyman Minsky),1982年

  本書要談的是,2007年8月之後衝擊高所得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如何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本書的分析基礎,是這些衝擊如何源自先前的轉變;所謂先前的轉變,是指全球經濟的變化與金融體系之間的互動。本書將探討,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如何改變我們的經濟學觀念(這種改變是應該的);這些事件又如何改變受到影響的國家,及其他國家奉行的政策(這種改變也是應該的)。

  本書探索已經改換的世界面貌。我必須先對自己和讀者坦白:雖然我的工作是分析世界經濟,多年來也見過多場金融危機,但我未能預見高所得國家出現如此規模的危機。這並不是因為我對危機之前無以為繼的趨勢無知無覺。我2008年的著作《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 )以2006年發表的演講為基礎,討論金融體制的脆弱,以及1980年代初以來金融危機頻頻發生的現象。它也檢視1997至1999年新興市場危機之後令人擔心的現象:主要經濟體出現巨額的經常帳盈餘或赤字,所謂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日趨嚴重。它聚焦於三個互有關聯的現象,探究其中的意義:美國經常帳赤字愈來愈大,新興經濟體累積愈來愈多外匯準備,歐元區出現內部失衡問題。這些討論自然是源自我更早在2004年出版的《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 )中對金融體系的思考。那本書雖然強烈支持全球化,但也強調金融危機代價沉重。儘管如此,我沒有預料到,這些趨勢最終造成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機,如此全面的救援行動,以及歐元區如此嚴重的動盪。

點我看更多▼

  我之所以失準,不是因為我未察覺在經濟學家所稱的「大穩定時代」(great moderation,美國經濟產出相對穩定的一段時期,尤其是1980年代末至2007年),資產價格和債務水準大幅上升,可能埋下了動盪的種子。我的失準是因為我缺乏預見西方金融體系崩潰所需要的想像力。我錯在我受限自己對經濟的心智模型,認為世界最先進的經濟體不可能再發生大蕭條,甚至不可能出現「大衰退」。我當時認為,這種事如果真的發生,只可能是因為銀行業者和監理當局犯下不可思議的大錯。我個人的經濟觀念未能通過明斯基設定的檢驗標準;這位已故的經濟學家幾乎已被所有人淡忘。

  本書希望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本書的目標之一,是討論明斯基對經濟理論的要求(必須納入大蕭條發生的可能)是否合理;如果合理,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回應。我認為明斯基對經濟理論的要求相當合理。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的回應,是表示危機不可能預測:如果可以預測,危機不是已經過去,就是會因為理性行為者的預防措施而化解於無形。這種說法無疑能滿足許多人,因為幾乎沒有主流經濟學家預見2007年開始的這場危機;他們甚至沒想到可能發生這種危機。對居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派來說,蕭條是某種外部(經濟學家會用「外生」〔exogenous〕一詞)衝擊所造成,而非系統內部產生的力量。

  與此對立的觀點認為,危機發生的原因,部分在於主流經濟學模型使得危機在理論上看似極不可能發生,結果反而令危機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大為提高;我認為這個觀點看來合理得多。理性預期和效率市場假說,促成了監理當局和投資人漫不經心的態度。如明斯基指出,穩定的狀態會埋下不穩定的種子。這正是索羅斯(George Soros)所稱的「反身性」(reflexivity)的一面。索羅斯既是成功的大投機客,也是創新的經濟思想家;根據他的「反身性」概念,人類的思考方式決定人類面對怎樣的現實。幼稚的經濟學是促成經濟動盪的因素之一。在此同時,比較不傳統的分析師會表示,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危機是無可避免的。後凱因斯學派(懷疑自由市場)與奧地利學派(強烈信仰自由市場)雖然立場截然不同,但他們會同意危機在現行體制下無可避免,只是兩派人士對於危機的起因和如何處理危機有不同看法。

  明斯基認為經濟學必須能夠設想經濟可能因為系統內部出現的事件、而非外部衝擊而爆發嚴重的危機,這種觀點在方法論上是穩當的。危機畢竟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且已證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恆常特質。如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和米姆(Stephen Mihm)在《末日博士危機經濟學》(Crisis Economics )中指出,借用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說法,危機和隨後的經濟蕭條並不是「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罕見事件),而是「白天鵝」事件(相對罕見的正常事件,甚至有規律可循)。蕭條確實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可能狀態。不納入這種可能的經濟學理論有嚴重缺陷,就像生物學理論不考慮物種滅絕的可能,人體健康理論不考慮心臟病發作的可能,造橋理論不考慮橋樑崩塌的可能。

  明斯基認為蕭條發生時,政府必須有因應措施。我認同這一點,後凱因斯學派和奧地利學派對此有不同意見:前者的理論基礎是凱因斯的均衡失業理論,後者則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自由市場觀點為根基。明斯基本人相信「大政府」(有能力以財政赤字為民間部門提供財源)和「大央行」(有能力在金融體系失靈時支持放貸)。事實上,處理重大風險正是現代政府和央行的重要職能。除了在危機爆發時著手處理,政策制定者也必須考慮如何增強經濟抵禦危機的能力。當然,這些有關市場經濟弱點和政府責任的觀點,全都極具爭議性。

  這些事件改變了我對經濟學的看法。但是,我自1967年於牛津大學開始學習經濟學以來,已經不止一次因為各種事件而改變自己的經濟學觀點。入學牛津之後的45年間,我的知識大有增長,想法當然也會不時改變。例如,我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時認為,無論是在高所得或開發中國家,市場有必要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總體經濟政策必須致力維護貨幣穩定。我因此加入擁護市場導向經濟觀的行列。相對於新古典學派對均衡狀態的執著,我特別欽佩奧地利學派的創見:市場經濟是鼓勵尋找營利機會的體系。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海耶克的著作當時極具影響力(至今仍是)。近年這場危機印證了我對均衡理論的懷疑,但也喚回了我在牛津求學時對凱因斯學說產生的強烈仰慕。

  八十年之後,凱因斯對1930年代的憂慮再度成為我們的憂慮。已經有人提醒我們,未能吸取歷史教訓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近年這場危機因此改變了我對金融、總體經濟和兩者關係的看法,因此也難免改變了我對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看法。我發現,從某個角度來看,本書的觀點更接近我45年前所抱持的態度。在此似乎應該區分一下我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看法和我的價值觀,前者確實有改變,後者則至今未變。我的價值觀傳承自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已故的父親愛德蒙.沃夫(Edmund Wolf)。他是1930年代從奧地利逃到英國的猶太難民,熱烈支持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反對左派和右派的烏托邦與狂熱思想。他信仰啟蒙價值觀,但對人性的弱點也有認識,後者是源自他的劇本創作和新聞工作才華(與事業)。他接受人們的本來模樣,反對那些試圖違逆人性、改造人類的人。這些價值觀使他在冷戰期間成為堅定的反共者,而我後來也是這樣。

  我一生信奉這些價值觀,但我對經濟的看法卻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西方國家1970年代受經濟動盪衝擊時,我擔心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因此受損。1975年8月,英國零售物價年增率高達27%,我甚至因此思考我的國家會否走上阿根廷的路。我樂見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嘗試馴服通膨,限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約束如脫韁野馬的工會勢力,以及推動市場自由化。我認為這些是必要的改革,而雷根總統的政策至少也有一部分是美國需要的。在冷戰持續的背景下,西方國家重新振作看來有其必要,而且是正確的。我認為若要恢復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適當平衡,政府從權力過度擴張、不負責任的狀態轉向權力較為節制和負責任的狀態,無疑是正確的方向。我的結論是1970年代的政府因為過度涉入各種事務而變得虛弱,尤其是在英國:每週供電三天,物價飛漲,企業盈利崩跌,勞工焦躁不安,顯示政府履行基本職能的能力愈來愈弱。當時的美國和英國均需要職能較有限但效能較高的政府,以及自足能力較高、更加強健的公民社會。

以上為節錄,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

景氣不再急升暴跌,英國利率是四十年來最低的。經濟不再冷熱交替,英國正享受兩百年來最長的持續成長期。
—布朗(Gordon Brown),2004年(當時為英國財政部長)

我認為貨幣政策的進步很可能是促成「大穩定」的重要因素,雖然絕對不是唯一的因素。有些人認為近二十年來總體經濟波動性降低,主要是運氣好,恕我不能完全苟同,雖然我相信運氣是原因之一。
—柏南克,2004年(當時為聯邦準備理事會長)

  過去彷若另一個世界。即使是不久之前的事,放在今天仍往往顯得奇特。政經決策者的觀點無疑是這樣。2007年8月開始的危機導致高所得國家經濟普遍萎靡,並引發歐元區的巨大動盪;這場危機令這些國家以至整個世界陷入困境,連聰明又消息靈通的政經決策者也無法預見。

  布朗畢竟是政治人物,而非專業的經濟學家,口出狂語並不令人意外。但柏南克是出色的經濟學家;他的錯誤,唉,頗能代表經濟學界。在2004年2月談論經濟學家所稱的「大穩定時代」的著名演講中,柏南克先生所講的情況如今看來完全是另一個星球的事。他說的那個世界,經濟非常穩定,貨幣政策是歷來最好的,完全不必擔心金融危機和經濟長期萎靡。柏南克先生當時還說:「經過改善的貨幣政策很可能產生了重大作用,不僅促成通膨波動性降低(這一點沒有什麼爭議),連經濟產出也因此變得比較穩定。」

  這些話如今顯得荒誕。主流經濟學界錯了。它不懂經濟的總體層面如何運作,因為它未能認識金融風險的作用;它未能認識金融風險的作用,部分原因在於它不懂經濟的總體層面如何運作。少數經濟學家確實了解經濟之所以脆弱的根本原因,但他們的觀點遭到忽視,因為這些觀點與天真樂觀的教授想像出來的理性行為者、效率市場和全面均衡世界格格不入。

  危機引發的經濟動盪不僅淘汰了僅只數年前的經濟論點,也已經(或理應)改變了世界。這就是本書的主題。本書不打算具體敘述這場危機的經過,而是嘗試分析這場危機對經濟和經濟學的啟示。我們必須仔細分析這件事,才能討論我們必須做些什麼,然後對照已經完成和正在進行的事。我們是否已經走上永續發展之路?
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衝擊的重要

  本書的分析為何重要?因為西方近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改變了世界。危機改變了時勢,改變了我們對時勢應有的想法,改變了我們應有的因應行動。從最明顯的說起。世界經濟後來與2007年時多數人所想的截然不同。當時我們以為強健的經濟體,原來渾身是病。在所有主要的高所得國家,經濟產出仍然遠低於以前的趨勢水準,而經濟成長率也多數遠低於先前以為的潛力水準。一些主要國家(尤其是法國、義大利、日本和英國)2013年的經濟活動水準仍低於危機前的高峰。失業率居高不下。許多人擔心一些高所得經濟體將陷入像日本般的長期萎靡,這種情況看來大有可能發生,甚至可能比日本更糟:整體而言,目前的情況正是如此。

以上為節錄,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

  歐元是一場災難—不用「災難」一詞,不足以描述情況之惡劣。創造歐元本來是希望促進團結,締造繁榮和削弱德國對歐洲經濟的支配,但結果恰恰相反:它損害團結,破壞繁榮,並且鞏固了德國的支配地位,至少暫時是這樣。

  儘管文化和經濟成就非凡,歐洲有犯災難性錯誤的悠久歷史,而這些錯誤通常是接近瘋狂的盲目傲慢和一廂情願造成的。2014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週年紀念。一戰可能是歐洲種種蠢事當中最重大的一件,它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後者其實並非無可避免。二戰之後,在美國保護下,歐洲人逾半個世紀的耐心和努力,帶給歐洲和平、繁榮與合作,可惜終於又新犯下傲慢的錯誤,雖然代價遠低於兩次大戰,卻更不必要:這一次是相信經濟情況各異、文化差異更大的主權國家組成不可回頭的貨幣聯盟,可以順利地運作。

  歐元區危機清楚顯示,這種想法是多麼愚蠢。德國管理歐元區事務雖然犯了種種錯誤,但德國的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了解歐元風險—這一點值得表揚。德國之外,了解歐元風險的其他歐洲大國就只有英國。慎思的德國人(尤其是德國央行的人)認識到,在現代世界,貨幣是國家與政體的產物;必須先有國家和政體,然後才創造貨幣,不能反過來。但是,其他歐洲人決定做本末倒置的事:在歐洲各國結成適當的政治聯盟之前,先建立歐洲貨幣聯盟。

  歐洲1988年設立經濟暨貨幣聯盟研究委員會,由歐洲執委會主席狄洛(Jacques Delors)擔任主席。該委員會的報告完全沒有討論貨幣聯盟得以支撐的政治基礎,只提供邁向歐洲貨幣聯盟的技術指引。當時德國正處於兩德統一後的陣痛期,而它曾為了兩德統一尋求歐洲夥伴的支持,加上出於對歐洲理想的擁護,德國人覺得自己不能抵制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的計畫。歐洲各國很快於1991年達成奠定貨幣聯盟創建計畫的《馬斯垂克條約》,隨後幾乎所有歐盟成員國都尋求加入歐元區。此後的事,本書第二和第五章已經講過。

  歐元區的建立,與美國各州組成貨幣聯盟的過程極其不同。牛津大學的歐魯克教授(Kevin O’Rourke)和加州大學的泰勒教授指出:

美國是先有穩固的政治聯盟(其成員要退出現在是難以想像的事),這為各州逐漸建立經濟暨貨幣聯盟提供了一個基礎。美國憲法包含一些關鍵假設,包括可以有長存的國債(一種關鍵的集體安全資產),聯邦政府有徵稅權(最終的中央財政能力),使用共同貨幣,以及商務條款(確保各州之間有真正自由的貿易)。後來經歷重大危機之後,美國又建立了銀行業聯盟和具經濟意義重大的財政聯盟。相對之下,歐元區和歐盟都不是政治聯盟;退出歐元區或歐盟是可以想像的,也是人們公開議論的事;歐元區和歐盟都沒有中央財政機關,也沒有共同的公債,而且債權國看來不想朝這方向發展。種種限制意味著有利於歐元區的事未必可行。

  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五個歐元區成員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蕭條,失業率升至極高的水準,公共債務也飆升。在希臘和葡萄牙,青年失業率超過55%。它們失落的不僅是十年,還有一整個世代的一大部分人。截至2014年初,我們只能看到虛弱的復甦,但失業率很可能居高不下到2019年底,甚至更久。賽普勒斯甚至在2013年實施資本管制,因而證實了所有人都已經知道的事:除非是現鈔或硬幣,一歐元未必就是一歐元。賽普勒斯銀行帳戶裡的一歐元,與德國銀行帳戶裡的一歐元未必一樣:後者可以隨時隨地自由地用來支付帳款,前者則不行。

點我看更多▼

  人們對歐洲體制的信任已驟減。一些國家出現了立場極端的政治勢力,歐洲許多國家的人民心懷憤恨。戰後歐洲各國和整體的安定正受損。在此同時,歐洲的掌權者散播支持財政緊縮的陳腔濫調和過度樂觀的預測。歐洲正受到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的理念支配。布呂寧是德國1930至1932年間的總理,他災難性的緊縮政策奠下了希特勒上台執政的基礎。

  歐元的倡導者認為採用單一貨幣可終止國際收支危機,結果卻出現了信貸危機和外部調整衍生的長期創傷。倡導者認為採用單一貨幣可確保有益的跨國金融融合,結果卻是各國爆發銀行業危機。倡導者認為創造單一貨幣可消除人們對聯盟解體的恐懼,結果問題未解,因為各成員國並未締結政治聯盟。倡導者認為建立貨幣聯盟可使各成員國的人民變得比較親近,結果卻是危機將他們撕裂為傲氣的債權人和忿恨的債務人。如此愚行歷歷,令人嘆為觀止。

  我們可以將歐元區想成是一夫多妻的貨幣婚姻:締結婚姻的人未經深思熟慮便匆忙成婚,而且根本沒有離婚的方法—這是刻意的設計,因為離婚安排愈可行,婚姻愈不可靠。新郎走進教堂是出於責任感,而非深信貨幣婚姻可行,多位新娘則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是一段不負責任的蜜月期,所有人似乎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各位新娘能以遠低於以前的利率自由借錢:她們自然開心地去購物。新郎則努力工作,建立了競爭力極強的出口業,累積起巨額的對外盈餘和與此對應的巨大債權。然後,危機爆發了。新郎抱怨新娘浪費他的錢,新娘抱怨新郎迫使她們拮据度日。這段婚姻因此變成一場惡夢:一方面是因為它根本是個餿主意,另一方面是因為蜜月期過得太不負責任。等到危機爆發,所有人都已鑄下大錯。

  想想可能的出路:離婚;繼續不幸的婚姻;或是重新創造幸福的婚姻。如今局內人在前兩項選擇之間搖擺不定。婚姻很不幸,但離婚似乎痛苦得令人畏懼。他們必須做的是將不幸婚姻改造為幸福婚姻,而相關行動同樣必須涵蓋流量、存量和改革。首先,所有成員國必須恢復合理的繁榮。第二,歐元區必須處理不久之前那段時間留下來的壞帳(還有一些是較久之前留下來的)。第三,歐元區必須執行一些改革,令自己的體制變得較穩固,經濟前景則較光明。目前看來,這一切都發生的可能性相當低。果真如此,可能的結果是離婚(但很可能是在非常不幸的婚姻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更可能的結果則是讓近乎無法忍受的不幸婚姻永遠持續下去。

  我們將從歐元區蜜月期的後遺症說起,然後談持續這場不幸的婚姻,可能的意涵是什麼,以及離婚的可能情況。最後我們將討論如何創造幸福的婚姻,以及這是否可行。

蜜月幻覺

  歐元區的故事最奇特的就是:它的婚禮有如來了三位神仙教母。第一位說:你將完全得到你想要的一切。第二位補充道:十年之後,你將面對最恐怖的惡夢。第三位總結道:沒錯,你將面對最恐怖的惡夢,因為你最初完全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因此,在截至2008年尾的幸福蜜月期內,先前受公共財政虛弱、高利率和弱勢貨幣困擾的國家,享受到以下情況帶來的快樂:利率相當低、經濟快速成長、實質薪資上漲、經常帳赤字擴大。也不是所有國家都享受到全部好處,例如義大利和葡萄牙便不曾出現快速的經濟成長。但是,整體而言,這是一段滿意的時期。在此同時,德國享受到競爭力和淨出口成長的好處:一方面是因為能利用歐元區的市場,另一方面是因為相對於繼續使用德國馬克的情況,歐元匯價弱得多。歐洲北部其他國家也享受到類似好處,只是受惠程度不如德國。債務人和債權人都開心,自然是同一件事的兩面。

  然後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蜜月期也隨之結束。市場人士、政策制定者和民眾突然間發現自己犯了大錯:希臘公債並不是像德國公債那麼可靠;即使在一個貨幣聯盟之中,相當於GDP 10%左右的經常帳赤字、接近GDP 100%的淨外債(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情況)也是不可持續的;蓋一些潛在買家不想要或買不起的房子,不會令國家變得富有;擴張營建、地產和金融業,不會令國家享有持久的經濟競爭力;國家的勞動成本升速若年復一年地超過歐元區的支柱國家,將無法維持競爭力;產業與中國競爭的國家,允許自身的勞動成本升速超過產業與中國互補的國家(例如德國),實在沒有道理。簡而言之,走錯方向的十年比荒廢的十年更糟。

  這就是為什麼這場危機這麼慘。歐元區的體制設計無法應付2008年之後出現的經濟、財政和金融危機。但要不是在歐元誕生的頭十年裡對這套體制如此深信不疑,今天的境況也不會那麼糟。

以上為節錄,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

《全球大變革》
定價:380 元
優惠價:85323
《金融與美好社會》
定價:480 元
優惠價:85408
《當世界正在質變》
定價:330 元
優惠價:85281
《美國,再見?》
定價:320 元
優惠價:85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