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不為終生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是傳統知識份子用來自我期許、品評人物的一種標準。方公賢齊以大公無私的胸懷、高瞻遠矚的眼界,一生奉獻國家社會的行誼,這兩句話正好可用來做為最貼切的寫照。
一個人對國家社會可做出什麼樣的貢獻,決定於三項因素:當事人的企圖心與使命感、他的能力與智慧,以及大環境提供給他的機緣。從這三項因素的角度看,方公賢齊是個有福氣的幸運者。
方公賢齊在同輩分的長者當中,頭銜不算顯赫:電信總局局長、交通部次長、工研院院長……,但他一直都位居當時最關鍵的做事位置─也就是說,他始終都是在對的時間,要做對的事情的時候,所出現的那個對的人。說方公是那個對的人,是因為他當時在對的位置上,確確實實地成就了那些對的事,改變了台灣後來的經濟發展軌跡。
躋身全球電信先進之列
一九四七年來到戰後百廢待舉的台灣,擔任台灣郵電管理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胼手胝足進行電信系統的復員重建工作。
從本書中得知,那時台灣堪用的電話只剩二○○○門。由於日本技術人員已全部撤退,而從大陸派來台灣的工作人員因受二二八事件影響又大批返回,加以日據時代不准台灣人當幹部,當時的技術幹部幾近真空狀態。
多虧方公召喚他在大陸培養的子弟兵來台,以及被日本人派去大陸的台籍「東北四傑」返台,一起合作才穩住陣腳;其中還包括經由考試,把全數台籍同仁納為正式人員,使他(她)們獲得與大陸來台工作人員相同的待遇,弭平了潛在的內部衝突。
這些都是不說不知道的當時艱鉅挑戰。在方公領導下,當年的電信先賢們很快就在一九五二年,超越了日據時代電話的總門數;到了一九七五年,全台電話突破百萬用戶記錄,使台灣進入全球的電信先進之林。
規劃電子產業發展
方公在一九七八年從電信總局局長任上退休,離開電信事業的崗位,但旋即被當時的行政院孫運璿院長聘為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不過,在方公電信事業的後期,其實已經開始參與他到工研院後,所推動的台灣電子產業發展的政策規劃工作。
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台灣勞力密集的進口替代產業政策,也面臨必須轉型的壓力。一九六八年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在當年副主委李國鼎先生主導下,成立「電子工業發展小組」,請時任台灣電信管理局局長的方公擔任召集人,規劃電子工業的長期發展計畫。
一九七三年《工研院設置條例》通過,一九七四年經濟部(部長為孫運璿先生)成立「電子工業諮詢小組」仍請時任交通部電信總局局長的方公擔任召集人,他就邀請交大同班的潘文淵等留美電子專家,組成「技術顧問委員會」,具體提出募集一千萬美金的半導體投資計畫,並遴選美國RCA做為取得技術的對象,另也決定在工研院內成立「電子工業研究中心」做為全案的執行單位。
一九八二年聯華正式投產,次年該公司生產的電話機半導體零件暢銷全球,創造了該年度每股獲利七元的佳績,並也藉此用事實證明,台灣投資發展半導體產業具有獲利能力,是一項對的政策。
另外,員工分紅制度也在這時試行,對當年吸引海外人才回台,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方公進一步推動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計畫,並著手籌設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一九八五年,他辭卸工研院院長職務,交棒給張忠謀先生。方公離開工研院後,繼續在資策會擔任副董事長,直到一九九二年離任。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可說是在六○年代後期,以方公所親手點燃的星星火種為起點,經過七○年代的不斷催生與強化,到了八○年代火勢已展露出燎原的潛力,開始逐漸進入收獲成果的階段。
獨步全球的商業模式
如果把視野拉高來看,方公所投注的現代電信與半導體產業,其實都是濫觴於二戰,並在二十世紀九○年代開始匯流,進而形塑人類資訊化社會以及引發網路革命的兩股新興技術浪潮。
沒有人可以否認,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生產製造能力,以及當時獨步全球的商業模式,其實是使個人電腦得以循著摩爾定律所預言的軌跡,以一般消費者能夠負擔的成本,在全球市場快速普及的關鍵性力量;而個人電腦的普及,再搭配上寬頻通訊網路的基礎建設,又是後來的網路革命得以發生的主要原因與憑藉。
從本書中得知,方公在閱讀《孫運璿傳》後,曾潸然淚下,心有戚戚焉地說:「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傳記,而是一整代人的傳記。」展讀《方賢齊傳》初稿,我也不禁要說:「方公,您的傳記所記錄與代表的,也同樣是一整代知識份子的事蹟與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