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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們，到我們的時代創作，尤其是電影創作，都應該要跟社會對話。 台灣社會這麼多年來，一直鼓勵我們往前跑、往前看，可是我們已經失去了一種能力，就是「停下腳步，回頭看看我們的歷史」。其實不只是我這個世代，我發現很多年輕人，都不懂得善用歷史去找到未來的可能性。 這麼多年我一直在做紀錄片，心裡非常明白，現在所拍的當下，在未來都會轉變成歷史，我們都是在不停的當下，詮釋未來看待的歷史。在製作這部《我們的那時此刻》紀錄片時，覺得很興奮，因為我有機會回到歷史中，重新去看台灣的電影及它背後的時代。 在這部紀錄片中，我用五個時代回朔台灣的庶民史： 六〇年代加工出口區女工瘋瓊瑤—《我是一片雲》 千禧年後迎向國際—《雙瞳》 歷史告訴我們，改變當代電影的巨大力量都是青年，不論是侯導，或更早的李行導演，在三十歲前後，就是當代具影響力且非常年輕的電影導演、電影從業者。 年輕創作者有個重要特質，就是對這個世代懂得憤怒，我所謂的憤怒不是翻桌打人，我所謂的憤怒是思考過的，對於不公不義也好，或是對所有該鼓勵的或反對的事也好，他們透過思考，他們懂得憤怒。憤怒是一種動力來源，因為有憤怒，所以你想改變。 「改變的力量」或「改變」這個詞，它是進行式，可是我們好像沒有認真思考之前，是怎樣一股動力驅使他想要改變。 憤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它對於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社會、更好的國家、更好的制度、或更好的人們被照顧⋯⋯等這些命題，一個世代如果不懂得憤怒，我覺得是因為它不會思索了。 歷史是一個訓練思索很棒的平台。 《我們的那時此刻》裡，戴立忍導演也提到，楊德昌導演在上電影課時，常會丟出一個社會事件，要班上每個人提出看法，最後他會回饋另一種角度與想法。雪山隧道剛通車時，我也會問班上學生，這個工程讓你們想到什麼？學生都馬上拿起手機google，靠google大神來決定回答老師什麼答案。有學生照google回答，「老師，雪山隧道開挖困難，歷時多少年多少天⋯⋯」。 不能說這是錯誤的答案，可是隱隱約約會覺得哪裡不對，其實是沒有思索。當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坐在角落的年輕女孩，在大家給我制式答案之後，有點不好意思地舉起手來，她說「老師，我想到以前我要去宜蘭時，走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那個在最頂端賣茶葉蛋的人，在雪山隧道通了，北宜公路車流變少之後，他要去哪裡呀？」這就是思索。我們太少這種從另外一個角度，從庶民角度的思索了。 女工時代， 我是一片雲三廳電影時代，躲在瓊瑤電影世界裡的安慰，對艱困時代有其特定意義。 《我們的那時此刻》紀錄片我想呈現一個歷史綜觀，思考每一個階段台灣電影背後的故事，就像「影中戲」。 第一個十年，除了戒嚴時期政令宣導片外，那時也是健康寫實電影興起的時期，像李行導演的《養鴨人家》、《蚵女》，再來就是瓊瑤愛情「三廳電影」。這時期的電影看到了對未來的夢想以及愛情。 一開始我很好奇，到底是誰在看這些電影？在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這個時期正好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進入工業社會，非常多女性從農村到城市邊陲工作，像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區、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這些女工有很高的比例是長女，那個時代的長女必須犧牲自己，讓弟弟妹妹讀書，或者讓原生家庭的經濟改善，這時長女常常扮演一種犧牲自己的角色。 這些女工從禮拜一到禮拜六都在工廠，只有趁假日晚上到電影院看著「二秦二林」電影，秦祥林、秦漢、林青霞、林鳳嬌，不管誰配誰，她們都可以在電影裡面得到滿足，然後繼續過著枯燥乏味的生活。 我去戶政事務所調查，那時最多登錄的名字叫婉君，因為有瓊瑤的《婉君表妹》。我們的父親或母親，他們把對愛情的嚮往，投射到下一代。天啊！一個電影裡男女主角的名字，竟然影響著你的人生以及下一代。 中美斷交，召喚八百壯士面臨外交打擊，整個國家社會必須唱出愛國主旋律，鞏固民心。 第二個十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跟美國日本一竿子國家斷交，一連串外交打擊，風雨飄搖。這時國家必須唱出另一種愛國主旋律，鞏固民心。 那幾年金馬獎得獎影片，全部都是政宣片，得獎理由是因為主題正確。現在聽起來荒謬，可是當時真的如此。小時候看《筧橋英烈傳》，電影演到自殺、軍機衝向對方船艦時，我會哭耶。我就想，這些電影在當時會影響哪些人？ 會不會有人看了這些電影去從軍？我問了當教官的人，他們說，對，他們真的是因為看了電影選擇去從軍的。當時中美斷交，他們衝回家看到家裡有袋雞蛋，二話不說，拿了就出去丟雞蛋，回來時，媽媽要煮飯，「啊！我的雞蛋呢？」「媽，我拿去砸美國人！」就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他們決定從軍報國。 拍攝現場，我請他們再看一次《英烈千秋》、《梅花》，仍是熱淚盈眶。他們已經退伍多年了，但現在還是用熱血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生命及這塊土地。 解嚴前後，誰搭錯車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的主題曲，第三個世代主題曲對我而言就是《搭錯車》。 第三個十年，是台灣解嚴前後非常瘋狂的年代。 電影裡，開始提到「土地正義」，提到國家或政府怎麼去強拆民宅，開始看到這些老兵，他們奉獻自己的人生，就像搭錯車。導演虞勘平說，搭錯車就是搭錯國民政府的車來到台灣，因為主角在中國大陸有田有地，來到這裡住在違章建築裡，他什麼都不是。然後就這樣一路到解嚴前後，更多的本土意識抬頭，更多的政治命題跑出來，第三個十年是非常瘋狂的時代，卻也是思索撞擊奔放的年代。 貪婪之島，台灣也瘋狂《熱帶魚》綁票案，訴說了整個台灣深陷在追求金錢的脈絡裡。 第四個十年，這時的台灣從被稱為福爾摩沙，轉變成貪婪之島。當時股市破萬點，人們風靡大家樂。九〇年代，台灣以前質樸蕩然無存，充斥金錢遊戲，陸海空都陷入瘋狂。「空」，當時劫機一大堆，只要開飛機過來，就黃金三千兩；「陸」，到處是綁票案；「海」，就是走私。 九〇年代根本沒有人拍電影了，大家都去炒股票！陳玉勳導演拍了一部《熱帶魚》就在講綁票案，電影描述台灣深陷在追求金錢的氛圍脈絡裡，但還保有一點點人性的純樸跟可愛，在令人非常沮喪的九〇年代找到一點點希望。 走向國際，更多樣的多元當好萊塢投資的《臥虎藏龍》在全世界得到那麼多票房跟成績時，給了台灣電影走向國際的思考。而《雙瞳》這部也是由好萊塢投資的電影開拍，更為當時低迷已久的台灣電影環境，帶來新的視野。 第五個十年，我們必須走向國際，當然這個論述你可以套用在任何產業、甚至文化上。往回看這四十年，給了台灣電影更多思考，迎向國際的藍海策略，我們準備好了嗎？又是不是可以在這裡得到更多機會跟驕傲？ 在那個國片最慘的年代，不論票房好壞，蔡明亮也好，侯孝賢也好，楊德昌也好，他們都能在全世界各地影展展現台灣的文化力量。雖然現在也出現一部部破億的電影，但我們在國際上卻反而越來越少有影展跟文化的發言權。 第五十屆金馬獎最佳影片頒給了一部新加坡非常小成本的電影《爸媽不在家》，這是一個嚴峻的提醒，我們在某種追求的當下，是不是不知不覺也打壓了另一種可能，而台灣最棒的不就是多元嗎？ 不管是沉重悲傷，或是政治的議題，我希望台灣未來會選擇一種語法──幽默。當我們用幽默去講一個荒謬的政治議題時，你會發現那個荒謬的政治議題就不再只有仇恨，還會有理解或諒解可以擺在裡面。當你用幽默去講一件悲傷的事，悲傷的層次就豐富起來了，它就不是只有眼淚而已，它有希望，它有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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