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失準，不是因為我未察覺在經濟學家所稱的「大穩定時代」（great moderation，美國經濟產出相對穩定的一段時期，尤其是1980年代末至2007年），資產價格和債務水準大幅上升，可能埋下了動盪的種子。我的失準是因為我缺乏預見西方金融體系崩潰所需要的想像力。我錯在我受限自己對經濟的心智模型，認為世界最先進的經濟體不可能再發生大蕭條，甚至不可能出現「大衰退」。我當時認為，這種事如果真的發生，只可能是因為銀行業者和監理當局犯下不可思議的大錯。我個人的經濟觀念未能通過明斯基設定的檢驗標準；這位已故的經濟學家幾乎已被所有人淡忘。

　　本書希望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本書的目標之一，是討論明斯基對經濟理論的要求（必須納入大蕭條發生的可能）是否合理；如果合理，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回應。我認為明斯基對經濟理論的要求相當合理。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的回應，是表示危機不可能預測：如果可以預測，危機不是已經過去，就是會因為理性行為者的預防措施而化解於無形。這種說法無疑能滿足許多人，因為幾乎沒有主流經濟學家預見2007年開始的這場危機；他們甚至沒想到可能發生這種危機。對居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派來說，蕭條是某種外部（經濟學家會用「外生」〔exogenous〕一詞）衝擊所造成，而非系統內部產生的力量。

　　與此對立的觀點認為，危機發生的原因，部分在於主流經濟學模型使得危機在理論上看似極不可能發生，結果反而令危機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大為提高；我認為這個觀點看來合理得多。理性預期和效率市場假說，促成了監理當局和投資人漫不經心的態度。如明斯基指出，穩定的狀態會埋下不穩定的種子。這正是索羅斯（George Soros）所稱的「反身性」（reflexivity）的一面。索羅斯既是成功的大投機客，也是創新的經濟思想家；根據他的「反身性」概念，人類的思考方式決定人類面對怎樣的現實。幼稚的經濟學是促成經濟動盪的因素之一。在此同時，比較不傳統的分析師會表示，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危機是無可避免的。後凱因斯學派（懷疑自由市場）與奧地利學派（強烈信仰自由市場）雖然立場截然不同，但他們會同意危機在現行體制下無可避免，只是兩派人士對於危機的起因和如何處理危機有不同看法。

　　明斯基認為經濟學必須能夠設想經濟可能因為系統內部出現的事件、而非外部衝擊而爆發嚴重的危機，這種觀點在方法論上是穩當的。危機畢竟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且已證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恆常特質。如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和米姆（Stephen Mihm）在《末日博士危機經濟學》（Crisis Economics ）中指出，借用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說法，危機和隨後的經濟蕭條並不是「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罕見事件），而是「白天鵝」事件（相對罕見的正常事件，甚至有規律可循）。蕭條確實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可能狀態。不納入這種可能的經濟學理論有嚴重缺陷，就像生物學理論不考慮物種滅絕的可能，人體健康理論不考慮心臟病發作的可能，造橋理論不考慮橋樑崩塌的可能。

　　明斯基認為蕭條發生時，政府必須有因應措施。我認同這一點，後凱因斯學派和奧地利學派對此有不同意見：前者的理論基礎是凱因斯的均衡失業理論，後者則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自由市場觀點為根基。明斯基本人相信「大政府」（有能力以財政赤字為民間部門提供財源）和「大央行」（有能力在金融體系失靈時支持放貸）。事實上，處理重大風險正是現代政府和央行的重要職能。除了在危機爆發時著手處理，政策制定者也必須考慮如何增強經濟抵禦危機的能力。當然，這些有關市場經濟弱點和政府責任的觀點，全都極具爭議性。

　　這些事件改變了我對經濟學的看法。但是，我自1967年於牛津大學開始學習經濟學以來，已經不止一次因為各種事件而改變自己的經濟學觀點。入學牛津之後的45年間，我的知識大有增長，想法當然也會不時改變。例如，我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時認為，無論是在高所得或開發中國家，市場有必要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總體經濟政策必須致力維護貨幣穩定。我因此加入擁護市場導向經濟觀的行列。相對於新古典學派對均衡狀態的執著，我特別欽佩奧地利學派的創見：市場經濟是鼓勵尋找營利機會的體系。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海耶克的著作當時極具影響力（至今仍是）。近年這場危機印證了我對均衡理論的懷疑，但也喚回了我在牛津求學時對凱因斯學說產生的強烈仰慕。

　　八十年之後，凱因斯對1930年代的憂慮再度成為我們的憂慮。已經有人提醒我們，未能吸取歷史教訓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近年這場危機因此改變了我對金融、總體經濟和兩者關係的看法，因此也難免改變了我對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看法。我發現，從某個角度來看，本書的觀點更接近我45年前所抱持的態度。在此似乎應該區分一下我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看法和我的價值觀，前者確實有改變，後者則至今未變。我的價值觀傳承自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已故的父親愛德蒙．沃夫（Edmund Wolf）。他是1930年代從奧地利逃到英國的猶太難民，熱烈支持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反對左派和右派的烏托邦與狂熱思想。他信仰啟蒙價值觀，但對人性的弱點也有認識，後者是源自他的劇本創作和新聞工作才華（與事業）。他接受人們的本來模樣，反對那些試圖違逆人性、改造人類的人。這些價值觀使他在冷戰期間成為堅定的反共者，而我後來也是這樣。

　　我一生信奉這些價值觀，但我對經濟的看法卻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西方國家1970年代受經濟動盪衝擊時，我擔心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因此受損。1975年8月，英國零售物價年增率高達27%，我甚至因此思考我的國家會否走上阿根廷的路。我樂見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嘗試馴服通膨，限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約束如脫韁野馬的工會勢力，以及推動市場自由化。我認為這些是必要的改革，而雷根總統的政策至少也有一部分是美國需要的。在冷戰持續的背景下，西方國家重新振作看來有其必要，而且是正確的。我認為若要恢復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適當平衡，政府從權力過度擴張、不負責任的狀態轉向權力較為節制和負責任的狀態，無疑是正確的方向。我的結論是1970年代的政府因為過度涉入各種事務而變得虛弱，尤其是在英國：每週供電三天，物價飛漲，企業盈利崩跌，勞工焦躁不安，顯示政府履行基本職能的能力愈來愈弱。當時的美國和英國均需要職能較有限但效能較高的政府，以及自足能力較高、更加強健的公民社會。

以上為節錄，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

　　人們對歐洲體制的信任已驟減。一些國家出現了立場極端的政治勢力，歐洲許多國家的人民心懷憤恨。戰後歐洲各國和整體的安定正受損。在此同時，歐洲的掌權者散播支持財政緊縮的陳腔濫調和過度樂觀的預測。歐洲正受到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的理念支配。布呂寧是德國1930至1932年間的總理，他災難性的緊縮政策奠下了希特勒上台執政的基礎。

　　歐元的倡導者認為採用單一貨幣可終止國際收支危機，結果卻出現了信貸危機和外部調整衍生的長期創傷。倡導者認為採用單一貨幣可確保有益的跨國金融融合，結果卻是各國爆發銀行業危機。倡導者認為創造單一貨幣可消除人們對聯盟解體的恐懼，結果問題未解，因為各成員國並未締結政治聯盟。倡導者認為建立貨幣聯盟可使各成員國的人民變得比較親近，結果卻是危機將他們撕裂為傲氣的債權人和忿恨的債務人。如此愚行歷歷，令人嘆為觀止。

　　我們可以將歐元區想成是一夫多妻的貨幣婚姻：締結婚姻的人未經深思熟慮便匆忙成婚，而且根本沒有離婚的方法—這是刻意的設計，因為離婚安排愈可行，婚姻愈不可靠。新郎走進教堂是出於責任感，而非深信貨幣婚姻可行，多位新娘則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是一段不負責任的蜜月期，所有人似乎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各位新娘能以遠低於以前的利率自由借錢：她們自然開心地去購物。新郎則努力工作，建立了競爭力極強的出口業，累積起巨額的對外盈餘和與此對應的巨大債權。然後，危機爆發了。新郎抱怨新娘浪費他的錢，新娘抱怨新郎迫使她們拮据度日。這段婚姻因此變成一場惡夢：一方面是因為它根本是個餿主意，另一方面是因為蜜月期過得太不負責任。等到危機爆發，所有人都已鑄下大錯。

　　想想可能的出路：離婚；繼續不幸的婚姻；或是重新創造幸福的婚姻。如今局內人在前兩項選擇之間搖擺不定。婚姻很不幸，但離婚似乎痛苦得令人畏懼。他們必須做的是將不幸婚姻改造為幸福婚姻，而相關行動同樣必須涵蓋流量、存量和改革。首先，所有成員國必須恢復合理的繁榮。第二，歐元區必須處理不久之前那段時間留下來的壞帳（還有一些是較久之前留下來的）。第三，歐元區必須執行一些改革，令自己的體制變得較穩固，經濟前景則較光明。目前看來，這一切都發生的可能性相當低。果真如此，可能的結果是離婚（但很可能是在非常不幸的婚姻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更可能的結果則是讓近乎無法忍受的不幸婚姻永遠持續下去。

　　我們將從歐元區蜜月期的後遺症說起，然後談持續這場不幸的婚姻，可能的意涵是什麼，以及離婚的可能情況。最後我們將討論如何創造幸福的婚姻，以及這是否可行。

蜜月幻覺

　　歐元區的故事最奇特的就是：它的婚禮有如來了三位神仙教母。第一位說：你將完全得到你想要的一切。第二位補充道：十年之後，你將面對最恐怖的惡夢。第三位總結道：沒錯，你將面對最恐怖的惡夢，因為你最初完全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因此，在截至2008年尾的幸福蜜月期內，先前受公共財政虛弱、高利率和弱勢貨幣困擾的國家，享受到以下情況帶來的快樂：利率相當低、經濟快速成長、實質薪資上漲、經常帳赤字擴大。也不是所有國家都享受到全部好處，例如義大利和葡萄牙便不曾出現快速的經濟成長。但是，整體而言，這是一段滿意的時期。在此同時，德國享受到競爭力和淨出口成長的好處：一方面是因為能利用歐元區的市場，另一方面是因為相對於繼續使用德國馬克的情況，歐元匯價弱得多。歐洲北部其他國家也享受到類似好處，只是受惠程度不如德國。債務人和債權人都開心，自然是同一件事的兩面。

　　然後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蜜月期也隨之結束。市場人士、政策制定者和民眾突然間發現自己犯了大錯：希臘公債並不是像德國公債那麼可靠；即使在一個貨幣聯盟之中，相當於GDP 10%左右的經常帳赤字、接近GDP 100%的淨外債（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情況）也是不可持續的；蓋一些潛在買家不想要或買不起的房子，不會令國家變得富有；擴張營建、地產和金融業，不會令國家享有持久的經濟競爭力；國家的勞動成本升速若年復一年地超過歐元區的支柱國家，將無法維持競爭力；產業與中國競爭的國家，允許自身的勞動成本升速超過產業與中國互補的國家（例如德國），實在沒有道理。簡而言之，走錯方向的十年比荒廢的十年更糟。

　　這就是為什麼這場危機這麼慘。歐元區的體制設計無法應付2008年之後出現的經濟、財政和金融危機。但要不是在歐元誕生的頭十年裡對這套體制如此深信不疑，今天的境況也不會那麼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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