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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貧窮」（poverty）呢？世界銀行曾提出每人每日生活費用低於1.25元為標準，全球約有12億人口生活於「貧窮」範圍內； 這種「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概念雖簡便，卻不適用於許多國家（包括我國）。事實上，大多數國家的「貧窮門檻」是取決於 經濟分布的一個適當位置，低於該門檻者才會被認定為貧窮（官方貧窮的認定通常還會加上其他條件）；因此，若要了解貧窮，需更廣泛 一點來問，一個社會的「不均」（inequality）該怎麼來看？

阿特金森這本《扭轉貧富不均》便提供一個多元、具國際觀且務實的看法，不僅可提供人們對於不均現象的認識，給決策者帶來一些 政策擬定的啟發，也可以是一本很好的大學教科書，特別是針對唸社會科學的人，因「不均」乃是社會科學的起始點。

全書分為三部分，首先診斷不均現象，其次，阿特金森提出建議，最後則討論建議的可行性。簡言之，這本書先教我們先認識「不均」 現象，才能找出原因，接著提出改善方案，才不至於亂槍打鳥，病急亂投醫！最後，他不像一般經濟學者只是指點江山，他很務實地從行動 者、國家與國際社會的角度來討論，所提的意見究竟可不可行？

讓我們先回頭看看前述國內的狀況，解釋問題在哪裡？然後，看阿特金森在書中如何來分析與解答這些相關問題。

財富重分配才是不均的關鍵

有人會問，「不均」難道只看「所得」嗎？其他非列入所得的「財富」（如不動產與資本利得）更可能是不均的來源。沒錯，阿特金森 也特別提醒這點，認為現有不均的測量並未充分反映出實際的不均，例如自雇所得與房地產收入在許多的調查中涵蓋率很低，而這類收入多 半落在所得分配較高的人或戶。這種情況，台灣也不例外。

經濟學人》2014年曾報導，美國最有錢1%人口的所得從1970年代占全國9%增加到22%。彼得‧聖吉在2012年《必要的革命》一書 中，也指出全球前兩百大富豪財富等於最窮25億人口年收入總和。根據《遠見》雜誌2015年3月的報導，國內前四十大富豪2012年資產總 計達844.5億美元，占我國國富毛額的13.5%。因此如阿特金森所說，不均才是二十一世紀的關鍵議題，於是他在第一章就對家戶總所得做 了仔細的分析與討論，這是理解不均的重要一環（見該書第一部）。

確實，即使根據家庭收支調查也可以提供不同的不均指數，例如家戶總消費或儲蓄的差異、工作所得者薪資的差異等；採用報稅資料也 可以呈現所得前1%的歷年繳稅趨勢，看繳稅金額與占總稅收比例是愈繳愈多，還是愈繳愈少？另外，移轉前與移轉後不均程度的改變，也 可用來觀察「重分配」（主要包括稅賦與社會福利）的效果。這些都可以讓我們更廣泛地認識不均。

阿特金森進一步從歷史資料觀察，並認為勞動所得在不同職業與階級上呈現不同趨勢。職位高者所得增加相對較快，是不均的重要來 源，於是他認為需要在產業內設定所得倍數範圍，一方面將低薪者往上頂給予最低薪資保障，另一方面對高薪者從稅制中建立再分配機制（ 建議邊際稅率可達65%）。他也同意，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提到，資本報酬率在近年來快速增長，並超過經濟成長率，因此 導致貧富不均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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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世代不公、社會福利與非典型工作

  阿特金森有別於一般經濟學者，不只強調生產力，更對分配與不均有更多著墨，他並嘗試提出具體可行改善措施。在十五項具體建議當中，雖然是以英國為基礎，他卻試圖應用到歐盟各國。他觀察到近二十年來所得底層的停滯，加上落入貧窮者許多仍擁有工作，亦即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發現問題癥結在於缺乏穩定的工作與薪資的最低保障。雖然全球化導致市場力量更為強大，他認為仍有制衡的可能，並由此建立機制來降低不均（不論是機會不均或是結果不均）。他根據實證資料指出，二戰後到1980年代間，貧富差距維持在相對較低的範圍，可見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二者關係並非絕對。因此他認為政府不能只想創造最大就業量，而應想辦法把非自願性失業降到最低，並同時注意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的新特質。

  
  

  不均的發生可以在世代內，也會在世代間產生。如果只是發生在世代內，也就是個人憑藉來自遺傳的天分，自己的打拼，以及難以解釋的機運，而有不同成就與收穫，這樣的不均還不至於被其他人所憎恨（阿特金森所說的競爭性不平等）。可是，當前社會許多的不均是發生在起跑點的不公（阿特金森所說的非競爭性不平等），這通常來自於環境（家庭背景、社會結構、國家資源等）與世代間的移轉；人們對不均現象感到無力感，通常是來自於世代間不公平的移轉！因為透過自身的努力競爭，未必能超越結構性的不公。

  
  

  例如，有錢人家居住在好地段，子女從小衣食無缺，有機會進入明星學校且一路升學順暢，畢業後在就業市場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又可能因上一代的關係在職場上而有較好的機會與選擇；接著，在婚姻配對上，因學歷與職場的相似度產生「新門當戶對」，這樣組成的家庭，不僅延續上一代的優勢，還可能加深貧富的差距。阿特金森對此主張，要針對遺產或贈與採收取累進資本終生稅。換言之，一個人一輩子能獲取遺產或贈與是透過累加，超過上限即課予重稅，減少跨世代財富的累積；另一方面，他也建議所有人到成年時，都應得到一筆資本稟賦（capital endowment），這是拉平起跑點的一個辦法。

  
  

  至於如何透過社會福利，在下一代中減少不均（見第十章）？特別是兒童福利方面，他認為需要更積極投資，也支持普及式不排富的補貼措施，才能讓有錢人覺得自己沒有被排除，也會更樂意交更多的稅，透過阿特金森所主張加強累進效果的所得稅制，更可以發揮再分配效果。在「不拋下任何一個孩子（no child is left behind）原則下，他甚至建議應該在全歐實施統一的兒福補貼政策，讓所有孩子擁有基本人生起點。

  
  

  阿特金森並指出（第五章），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出現大量非典型工作（約聘、臨時工作、零時契約）為其特色；因此一個人的工作型態可能是多個工作的組合，導致失業與就業（有全職工作）間的界線逐漸模糊，而影響到目前社會保障的設計，以及改善不均的方法（見第八章）。在他眼中，市場中有許多不同的行動者（勞工、消費者、企業、政府、國際組織），這些行動者間的權力平衡影響市場結果；因此要降低不均，需要各方行動者以較為平等的方式進行協商，這不僅是在單一經濟體中應當如此，在國際合作也應該如此。

  
  
  

  雙重兼顧理論與實務

  在立論的方式上，阿特金森亦顧及理論與實務的雙重面向。一般說來，對於經濟學的批評或反駁，通常會透過實證資料來證明經濟理論預期與實際情況不合，或是就經濟學模型的預設加以反駁。這些常見方法都被阿特金森運用以強化本身的立論（見第九章）。除此之外，他更就理論來談理論，先以理論預設的不切實際來反駁反對市場干預者的理論基礎（伯瑞圖效率，Pareto efficiency），接著透過薪資水準的模型來推論：市場可能造成的結果不只一個。由此，作者試圖說明政府的干預並非必然對市場產生負面影響、公平與效率也非必然衝突。至於阿特金森的主張是否過於昂貴而難以落實？在書中第十一章，作者便透過稅賦福利模型進行試算，以說明其主張的改革措施在政府財政面相上是可行的。

  
  

  阿特金森的目標是要將當前逐步擴大的貧富不均程度，帶回到1980年「貧富不均轉折點」之前。同樣的，台灣也曾在那個年代同時有高度經濟成長率與較低的貧富不均，那樣的「均富」，有什麼道理，在現在或未來幾年做不到呢？。

  （摘自本書導讀，完整精采內容請見《扭轉貧富不均》。）